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综合

　　美国石英财经网站10月13日发表奥马尔·穆罕默德“为何中国式资本主义在非洲广受欢迎，而美国式的却不是如此”的文章，文章比对了中美两种发展模型后，得出结论称，非洲国家更青睐中国模式。

　　文章称，我们生活在一个两极化的世界。历史尚未终结，尽管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几乎已成为一种广泛共识。但是，是哪种版本的资本主义呢?目前存在着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大部分西方世界所采取的民主方式;还存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以国家为主导的版本。看上去，这两种方式正在非洲一决高下。

　　石英财经网站截图，标题为“为何中国式资本主义在非洲广受欢迎，而美国式的却不是如此”

　　长期被视为民主制度典范的美国，因为其前景暗淡的经济、无力的政治和政府拖欠贷款的威胁，最近正在非洲逐渐失去威信。与此同时，中国异乎寻常的经济转型——在推崇稳定和增长胜过政治自由的领导人的领导下——正在被一些非洲国家视为可效仿的经济发展模板。

　　举例来说，作为民主国家的坦桑尼亚就对中国模式充满钦佩。有的国家甚至走得更远，它们说民主或许不是发展的最佳途径。对一些国家来说，要取得成功，纪律比民主更加重要。

　　文章结尾表示，埃塞俄比亚等国公开表达过这种想法。作为该国经济发展“总设计师”而享有盛誉的总理梅莱斯·泽纳维曾宣称，经济增长与民主之间并无直接联系。这个东非国家是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它建立大学，令数万名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最近还修建了非洲的第一个城市轻轨系统。

　　其实，没有必要过分追究上述文章使用的“中国式资本主义”这样的字眼，重要的是中国模式为非洲发展提供了务实的榜样。

　　中非长期的友好关系带来了巨大的贸易量，2013年为2000亿美元，是美国同年在非洲贸易的两倍。

　　就像美国在亚洲布局“再平衡”战略一样，美国也试图在非洲大陆制衡中国。去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席了在华盛顿举办的美国——非洲首脑峰会。此举向世界，也是向中国发出信号，美国将会在非洲具有影响力。

　　不过，在很多非洲人眼中，中国的商业模式更具优势。中国和非洲政府的关系是互相尊重的，互不侵犯，互相不干涉对方内政。中国模式对很多非洲领导人极具吸引力。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美中两国先后造访非洲大陆时的讲话了。今年7月奥巴马访非时呼吁，非洲国家领导人要打击腐败问题，需更加注重人权。就在8月10日，外交部长王毅访问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时表示，非洲人民不需要外国人当他们的判官，非洲的腐败问题由本国人民来评判;非洲人民希望外国人来帮助他们过上好日子，中国人就在做这样的事情。

　　10月9日至10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问南非并接受了当地媒体的采访。杨洁篪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12月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并访问南非，必将为开创中南友好合作关系新局面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观察者网图说组曾特别制作一张图，详细展示中国模式在非洲的影响力。

来源时间：2015/10/14   发布时间：2015/10/14

旧文章ID：6503

作者：牛弹琴  来源：“牛弹琴”微信公号

　　据新华社，政治局10月12日下午举行了第27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说简单了，就是国际秩序。这次集体学习可能没有以前的主题那么抢眼，但对中国崛起来说，可能更为必要。因为这关系到能否“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牛弹琴(微信号：bullpiano)此前在评论TPP时就说过，未来的国际竞争，不仅是科技、人才和制度的竞争，其中还有重要的一项，就是国际规则制定权。

　　这是大国的特权!

　　正是安理会的一票否决权，让中美英法俄拥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国际影响力;正是因为美国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以美国主导了国际金融秩序，美元成了无法撼动的国际储备货币。

　　一个规则的制定，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地位和发展，关系到一个产业的繁荣还是衰亡，关系到几千亿乃至过万亿美元的走向。相比较而言，很多时候，中美谈判桌前就某个具体问题的讨价还价，可能争的不过只是皮毛，或者是基于面子的舒服表达。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当前中美、中日以及南海等种种摩擦看，其实挑战也是重重，名为治平无事，实有不测之忧!

　　政治语言有时是晦涩的，但从新华社新闻稿引述的习总讲话中，其实可以看出领导层对国际秩序的五点判断和谋略：

　　1、国际秩序正处历史转折点，美国已无法独霸天下

　　原文：习近平指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

　　解读：“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这些表述，其实是很富有内涵的。确实，在过去数百年，国际秩序都是西方人主导，其他国家任人宰割;但现在，列强衰落了，“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其实就是对美国的不点名。毕竟已是21世纪，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在很多国际问题上，美国也不能独霸天下了。这确实是数百年来未有之变局!

　　2、国际秩序关系长远地位，中国外交战略已初步成型

　　原文：习近平强调，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和举措，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各国利益，增加了我国同各国利益汇合点。

　　解读：“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其实点出了国际秩序对一国的重要性，不仅仅关系当下的发展，更关系未来数十年乃至百年的地位和作用。我们为什么要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在布局长远。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因应国际格局的变化，中国外交战略已初步定型，“一带一路”将是习总的标志性外交谋略。

　　3、中国不是要挑战国际秩序，而是要有所作为

　　原文：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维护和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积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旗帜鲜明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把维护我国利益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不仅要看到我国发展对世界的要求，也要看到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

　　解读：这一段其实比较隐晦，为什么要这样表述?其实大背景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乃至很多周边国家，都对中国崛起持焦虑态度，认为中国已开始在挑战国际秩序，中国维护南海主权、反对国际霸权的立场，更被外界妖魔化。针对这种情况，中国的立场就是：我们不挑战国际秩序，我们还在维护国际秩序。所以习总说，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中国要“看到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适当的援助，一些问题上领衔，也是必要的。

　　4、推动变革不公正不合理体制，中国要替天行道

　　原文：习近平强调，要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要推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新兴领域、周边区域合作等方面的新机制新规则，推动建设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周边区域合作，加强国际社会应对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的能力。

　　解读：这其实是上一判断的深化，以IMF改革为例，2010年通过改革方案，新兴国家增加6%的份额，中国份额由世界第六升至第三，其实仍不合理(因为中国经济规模已是世界第二)。但美国国会拒绝通过，5年来原地踏步，这正是不公正不合理国际秩序的反映。从某种程度上说，亚投行的横空出世，金砖银行的粉墨登场，就是在改革这一不公正不合理秩序。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有着特殊的国际责任，“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就是在一些问题上要替发展中国家出头，争取一个更公正合理的新秩序。

　　5、要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要培养国际性人才

　　原文：习近平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要加强能力建设和战略投入，加强对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高度重视全球治理方面的人才培养。

　　解读：国际秩序，各国参与，开放心态很重要。所以习总强调，一要吸收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二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两者都不能偏废。可以预料，随着中国更积极参与国际秩序，“和而不同”等中国文化将更具影响力。当然，要积极作为离不开人才积累，如果外交官只能低头读稿，如果国际机构都是他人地盘，这无疑是缘木求鱼了。所以，从未来看，战略投入要增加，国际智库要发展，人才更要积极培养。当然更主要的，应该是改革人才机制，真正让能者上、庸者下，中国要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同时更要有大经济学家、大外交家!

来源时间：2015/10/14   发布时间：2015/10/14

旧文章ID：6501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外交》杂志10月12日文章，原题：数字外交

　　中国领导人上月对美进行国事访问，首站并非白宫而是西雅图。他在那里寻求美国科技公司高管们的支持，向其保证中国对网络安全的承诺及掌控好经济的决心。

　　最近几年，华盛顿对华打交道的手段大不如前。相反，美国科技界站出来填补了外交真空，并在某些经济问题上取得进展。非国家行为影响外交政策，这并非新鲜事，但它凸显未来美中关系的重要变化。

　　美国科技公司避开传统地缘政治问题，如今其行为的影响无疑远不止于自身利润。美中科技合作今年尤其活跃。比如，最近中国的百度与美国互联网安全公司达成合作协议，IBM宣布将与多家中企合作建设该国的高端芯片业。这些“妥协”引起华盛顿一些人不满，后者想对华采取更强硬的政策。于是，美国科技公司卷入美中之争。

　　北京意识到，此类担忧加上经济减速及监管问题，导致在华投资和分享技术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北京的应对之策是公布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对市场进一步自由化。这些改革的落实一直进展缓慢，因为中国想保护本土产业。不确定的大环境再度引起对进军中国市场的谨慎。美中贸易委员会发现，只有50%的美国公司计划明年增加对华投资。

　　被视为美中商界中间人的前财长保尔森，组织了有30名顶尖企业高管参加的西雅图会议。中方在会上向一些大牌企业保证，将进一步向外企开放。

　　会后不久，两国的高科技行业就宣布了一些协议。它们反映出一种轻微但重要的转变——焦点正从单向的(对华)技术转移及联合开发转向更平衡的产品及服务互相开放。

　　当然，认为签订一些协议就表明私企将为美中关系打开新篇章，这不准确。但这些科技公司相比不具约束性的协议，肯定会产生更大影响。更重要的是，高科技行业对华打交道，反映了美中外交目前急需的灵活与合作。(作者丽贝卡·廖，乔恒译)

来源时间：2015/10/14   发布时间：2015/10/14

旧文章ID：6496

作者：史泽华  来源：新京报

　　最近，美国政坛中的政治算计到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民主党内，不久前希拉里对“老东家”的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奥巴马则在昨日的访谈节目中坦言，希拉里在“邮件门”事件中犯了“一个错误”。共和党内更是混乱不堪，不仅大选参选人群雄并起、各不相让，就连空缺的众议院新议长职位也填不上，有资格的不想当，想当的服不了众。

　　这一乱局的背后，是美国社会日渐严重的政治极化问题。据皮尤中心的最新民调，在过去20年间，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成员相互间的反感程度激增，在所有议题上持温和立场的成员已极为罕见。在当前两大阵营的政治对决中，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保守派与新政自由派之争，还掺杂着左、右翼平民论派的彼此仇视以及共同反对当权者的声音。在目前两党分守府、院的背景下，总统向左转、国会向右转，政治妥协渐成水中月镜中花。

　　民主党内，自称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崛起，对民调领先的希拉里构成了威胁。为了从桑德斯手中夺回地盘，希拉里明显向左转，更倾向于劳联-产联等左翼草根利益群体。在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已经比较左的总统，也不得不再跟进一步。

　　无论是“快速通道授权”法案在国会投票还是TPP协议谈成草签的关口，奥巴马都向本党国会议员们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但是，仍有很多人不愿松口。任职国务卿期间曾大力推动谈判的希拉里，也在关键时刻“反水”，称现有草案未能达到其想象的“高标准”，未达到其创造就业、提高工资及强化国家安全的预期。希拉里一直反复强调“穷人的选票比华尔街的钱更重要”，向左翼草根群体靠拢的意图很明显。

　　共和党内，以茶党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选民，把走中间合作路线的国会领袖们逼到了死胡同。由于对调和少壮派与当权派之间的分歧没有信心，就连足够保守的多数党领袖麦卡锡也放弃了晋位议长的机会。未来，不管谁上台，都难逃更激进、极端者的挑衅。经验丰富的博纳含泪辞职、偏激的特朗普民调领先，映射出的就是这种窘境。但更大的问题是，无论是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还是叫停伊朗核协议，都难以让本党捞到多少好处。一个贴上极端化标签的党，在政治上是很难翻身的。

　　当前美国政坛，左翼右翼相互敌视、温和派无所适从、政治新秀挑战老牌精英、草根群体挑战上层领袖，结果是在任者的政治权威下降，对外决策权力分散化，参与者话语权重平均化，美国对外政策的“大局观”变弱，小气计较、拖延不决成了风气。加上大选提前预热、参选人为出头不择手段，美国对外政策的合力也正在丧失。

　　上月中美元首会晤。奥巴马坚持了既定规划，会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接下来，如何把这些成果嵌入美国社会、并带动整个社会向新型大国关系转向，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在剩下的一年多任期内，总统奥巴马如果想在关键领域做出政绩，必须有坚定的勇气和决断力。有时候，借助外部力量倒逼本国政策也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来源时间：2015/10/14   发布时间：2015/10/14

旧文章ID：6494

作者：匿名  来源：国关前沿通讯

　　自从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发表“丝绸之路”的讲话以来，“一带一路”迅速成为近几年来社会中最为炙手可热的话题之一。总体而言，“一带一路”设想既切合了中国崛起的历史大背景，又适应了中国资本、产能、人员输出的时代主旋律。

　　然而，由于“一带一路”提出的时间只有短短2年，它在战略定位、具体内容以及实现步骤上都仍然存在许多有待进一步厘清的地方。这些不够清晰的领域往往导致了思想界与社会舆论对“一带一路”的误读，并让中国的“一带一路”研究在许多时候呈现出“假、大、空”泛滥的乱象。

　　在“一带一路”的研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水分满满的宏大叙事。一方面，由于事涉国家大政，许多顶尖学者或业内专家，或对面对公众发声顾虑重重，或为应景泛泛而谈，造成了四平八稳的空话在主流媒体上大行其道。另一方面，渴望耸人听闻的“爆点”与“焦点”的市场化媒体又和许多渴望一夜成名的江湖战略家共谋社会关注，造成了泛滥成灾、耸人听闻的标题党现象。

　　如果说前者还只是让“一带一路”的研究流于形式、浮于表面的“灌水”，后者则是制造假问题、伪问题的“贩毒”。 中国社会目前实在有太多添乱的江湖“国师”，很多人在几乎完全不了解“一带一路”的情况下，用一种前现代的帝国主义甚至是殖民主义思路去煞有介事地解释“一带一路”，活脱脱地把“一带一路”演绎成中美争霸战略，甚至是中国的扩张战略。

　　尽管在很多时候，这些言论在国内也就只是博人一笑，最多让人回忆起“中国可以说不”、“持剑经商”之类的图书营销。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像“一带一路应该放弃韬光养晦”、“一带一路是驱美战略”、“一带一路需要考虑军事力量走出去”等，将“一带一路”理解为中国大国扩张，甚至主张武装输出的文章，却的确在外界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并直接导致了对“一带一路”的警惕与反弹。应该说，在2014年下半年开始，国家有关机构对“一带一路”宣传出现降温，强调“一带一路”是倡议而非战略，都与此不无关系。

　　在目前国内高校、智库、研究单位对“一带一路”的研究中，干货太少，脱离社会需求已经成为最严重的短板之一。我们的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对于“一带一路”的研究成果，往往都不具备实践价值，难以为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提供切实的指导。这其中当然有“一带一路”推进的时间较短，我国相关人才严重缺乏缺乏的原因，但也有我国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智力、财力、人力相互分割、严重脱节的体制性问题。

　　会说的不会干，会干的不会说，更糟糕的是，会说的还往往看不上会干的，很多时候基本上是看着地图“开炮”。一些缺乏一线经验的专家用以看衰“一带一路”的所谓重大问题，其实都是在实践中早已解决的问题，甚至从来没有在现实中成为过问题。

　　“一带一路”是项需要几代人扎扎实实推进、落实的大工程，它最要不得的就是“急功近利”。组织几个专家考察几个月，就要去制定针对一国的策略，本就是非常轻浮、孟浪的事情。美国人为了评估页岩油的战略影响，在几年中往海湾地区派了上千名调查人员，而我们一些“一带一路”的研究，却是组织几个人用上几周走上一串的国家。这种走马观花别说是为国献策，就是作为旅游心得，也显得不够诚意。

　　更糟糕的是，在“一带一路”的研究中，唯上不唯实甚至巧言媚上已经成为了较为普遍的现象。一些所谓的顶级智库对“一带一路”的研究，既没有具体内容，也没有战略设计，其丰硕的成果就是“一带一路就是好”、“外国朋友热爱一带一路”的普大喜奔，哪怕就是表演，这样的演技都显得浮夸。

　　我们对待国家战略当然要有正确的立场，但是不能仅仅提供立场。实事求是地来说，“一带一路”的提出，的确体现了我国新一代领导人的高瞻远瞩，但是让高瞻远瞩成为现实的踏实工作，显然比用大话、空话来论证领导的高瞻远瞩，更有现实的意义。

　　作者的写作目的很明确，就是鼓励学界多做接地气的、扎实的实证研究，不要浮夸。

来源时间：2015/10/14   发布时间：2015/10/12

旧文章ID：6493

作者：郑永年  来源：新加坡眼

　　针对南中国海问题日益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焦点这种局势，作为南中国海问题主要角色的中国，需要特别小心，理性地来处理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仅有可能和主权争议国家发生冲突，更有可能和美国发生冲突。中国必须具有足够的政策工具，来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问题甚至危机。政策工具包括内外部政策的调整。从目前局势看，中国至少必须注意如下几个领域的问题，也可以在这些领域有所作为。

　　第一，中国对东南亚国家行为的反应应当有所节制，保持理性的态度。在东南亚国家看来，中国有些方面的做法经常缺少大国风范，因此很难确立人们对中国的大国认同。例如对菲律宾的态度。菲律宾所做的，尤其是其总统所做的，并没有得到很多东南亚国家的认同。相反，菲律宾的行为往往和东盟(亚细安)其它国家不合拍，人们对菲律宾多持有批评的态度。不过，每当菲律宾挑衅或者抗议中国的时候，必然遭到中国各个方面的口诛笔伐，很多超出人们可以接受的程度。中国的一些人和机构往往把国内“骂人”的方法带到国际社会。这就产生了很多相反的效果。很多东南亚国家都会同情菲律宾，而不管菲律宾有多大的错误。在国际社会，人们总是同情弱者的。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中，中国是大国，而其它都是小国。这本身决定了中国在“软力量”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

　　这就说明了，中国如果要在东盟国家获取任何“软力量”，对小国的一些反应必须有所节制，要有理性，要思考自己的反应是否会走向反面。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大国对小国是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口诛笔伐。世界上只有小国和弱国对大国和强国的民族主义，而不是相反。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和东盟国家打交道时，中国就不需要媒体战了。恰恰相反，中国要在媒体战场加倍努力。如本栏曾经所分析过的，现在的局势就是从前无声的“私下外交”的产物。中国所需要的不是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叫骂”，而是基于经验证据之上的理性论辩。有关人士和机构的“叫骂”，当然并非外交系统所能掌控的。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内部的协调。如果民间的情绪不能掌控，政府系统的情绪必须得到管控。

　　第二，中国可能不得不接受南中国海问题已经高度国际化这个事实。理想地说，中国-东盟关系就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双边之间的关系，和域外的其他大国没有多大的关系。但现实已经不是这样了。东南亚国家和美国一直具有紧密的关系，美国和一些东盟国家更有同盟关系。如果东盟小国感觉到来自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压力或者威胁，这些国家很自然就要邀请域外大国来干预(或者如一些东盟国家所说的“平衡”)。也就是说，东南亚国家需要美国。实际上，即使没有中国，一些东南亚国家也仍然需要美国。东南亚的情况非常复杂，并非中国所能解决的。至少有几个问题和中国无关。

　　文化、种族和宗教问题

　　首先是文化、种族和宗教问题。东南亚是多文化、种族和宗教地区，不同文化、种族和宗教之间也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为了安全，一些国家需要域外大国即美国在本区域的存在。一旦遇到危机，他们可以依靠美国的力量来管控局面。第二，越南问题。越南在历史上一直具有扩张的野心和行为，这种行为不会因为越南成为东盟的一部分而消失。要遏制越南，东盟也需要其它域外大国的存在(实际上包括中国)。第三，印度尼西亚问题。印尼历来是东盟的“老大”，历史上也曾经对其它国家构成外交压力甚至威胁。所有这些因素证明了域外大国存在的合理性。对中国来说，不要把美国的存在的方方面面都视为是针对中国的。如果是那样，就很难处理好和东盟国家、和美国的关系。

　　第三，中国应当避免南中国海问题，成为日本扩张其地缘政治影响的一个极好国际大环境和机会。近年来，南中国海问题恶化，日本可以说是最大赢家。日本不仅在东海和中国叫劲，更是利用中国和东盟一些国家关系的恶化，发展自己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随着日本的国家正常化，其必须追求本身的地缘政治利益。今天，在美日同盟的保护伞下，日本正在追求这个目标。日本的地缘政治利益在哪里?在东北亚，台湾是其选择。一旦民进党掌权，日本会努力发展和台湾的关系。在东南亚，日本正在努力和那些同中国具有主权争议的国家，包括菲律宾和越南发展准同盟关系，也在和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等国家结成所谓的“民主同盟”，来应对“非民主的”中国。同时，日本和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关系也在强化，扩大在那里的投资，增加对这些国家的经济资助。

　　应当意识到，尽管日本在二战战败，但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看法非常复杂。在一些国家，日本被视为是帮助这些国家赶走了西方列强。在整个冷战期间，当中国成为封闭国家的时候，日本一直在发展和东盟国家的关系。直到今天，日本在东盟的经济影响力仍然非常可观，并不亚于中国。近年来，日本在东盟整体“布局”，把各种力量整合起来。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光专注于美国，忘记了日本，从长远来看，日本必然是赢家。实际上，南中国海问题也有可能演变成中国和日本之争，而非中国和美国之争。这是中国需要理性把握的。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必须管控美国所具有的那种军事冒险主义。美国从其涉及世界事务以来，养成了军事冒险主义精神。冒险主义精神一方面和美国“牛仔文化”相关，另一方面和这种军事冒险主义所带来的巨大好处有关。美国这个国家就是通过冒险主义式的扩张所形成的。自从一战期间进入世界舞台之后，美国几乎没有失败过。和前苏联的军事竞争中，美国不仅赢得了胜利，而且促成了前苏联的解体。中国要关切美国的军事冒险主义，不是胆怯的表现，更不是投降，而是要对此进行有效管控。冷战时期，美苏设立“热线电话”就是为了管控军事冒险主义。当然，当时苏联本身也具有军事冒险主义精神。更进一步言，中国要管控美国的军事冒险主义，也是为了避免自己在不当心的情况下，被动地被美国拉入军事冲突的轨道。

　　在南中国海问题有效合作

　　对中国来说，处理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的原则，可以是寻求与其合作。如同前面所讨论的，因为美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以及东盟国家对美国的需求，要“赶走”美国不仅不可能，反而会走向反面，即促成美国和东盟一些国家的关系的更趋紧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可以转而尽量寻找和美国的合作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是互相排斥，而是有效的合作。例如海上航道的安全问题。这个问题关乎大多数东盟国家，也关乎美国和日本的利益。直到今天，美国担负着海上航道安全的大多数责任。中国的责任尽管在扩大，但还不足以担负起全面的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存在，对中国来说也并不是毫无好处，中国可以(如一些美国人所抱怨的)继续搭美国的“便车”。当然，中国也可以创始一些东盟国家都可以接受的区域性倡议，例如渔业协议。在南中国海区域，尽管存在着严重的渔业纠纷，但并不存在区域性的渔业协定。南中国海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仍然没有渔业协议的区域。不管中国的创始会不会成功，但可以完全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不管如何，一旦承认美国在南中国海存在的现实，类似的合作领域并不难找。

　　对中国来说，南中国海问题处理得好不好，不仅仅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更是国内现代化建设是否可以持续的问题。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仍然是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在这个大背景下，南中国海问题就变得重要起来。人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第一，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除了内部的创新，中国会继续需要西方技术进口。如果西方进行技术出口制裁，中国内部的现代化进程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尽管也有可观的技术创新，但从西方进口的技术仍然是主体。这个局面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会得到彻底的改变。也就是说，中国会继续依赖西方的技术从事现代化建设。美国正在就南中国海问题对中国作一个判断，如果美国认为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侵略性”国家，美国必然会带领西方对中国实行技术禁运。要避免美国的这一判断，中国就需要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改变和美国的互动模式。

　　第二，中国的现代化仍然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在过去3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这不仅和中国的努力分不开，也和中国所面临的和平国际环境分不开。同时，中国本身的现代化建设，也为国际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个和平的国际大环境，仍然是中国可持续的现代化所需要的。实际上，维持国际和平乃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主要国际责任。在这方面，中国应当加大努力，使得中国的维持国际和平的责任，不仅体现在行动层面，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中。从长远看，中国必须下大力气打破美国西方把持的“西方是和平的使者，而其它国家是破坏者”的国际话语体系。维持南中国海和平，必然有助于中国确立国际和平话语体系。

　　中国应当避免南中国海问题，成为日本扩张其地缘政治影响的一个极好国际大环境和机会。近年来，南中国海问题恶化，日本可以说是最大赢家。日本不仅在东海和中国叫劲，更是利用中国和东盟一些国家关系的恶化，发展自己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

来源时间：2015/10/14   发布时间：2015/10/12

旧文章ID：6492